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。5月20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》（以下简称“民促法”）正式实施，作为我国第一部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汇发网，不仅首次将“两个毫不动摇”写入其中，更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。
民促法共9章78条，明确规定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明确促进民营经济持续、健康、高质量发展，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。在保障公平竞争方面，完善了民营经济组织市场准入领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机制，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做法确定为法律制度。
长期以来，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，是推动经济增长、促进创新、增加就业的重要力量。在公平竞争的赛道上，民营企业更需以法治思维重构经营逻辑，以合规经营“起步”，以开拓创新“领跑”。为此，《中国经营报》“财说法”栏目第一期邀请了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孔繁华、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丘育华、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庆，共探民促法的实施对民营企业具有哪些现实意义？
实现多重突破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活力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这部法律的突破和创新在哪里，它的实施将会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支撑作用？
孔繁华：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进程中，民促法的出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标志性事件。这部涵盖9章78条的重要法律，在概念界定、法律地位确认、发展规范等方面实现多重突破与创新，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。
我国宪法采用“个体经济、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”的表述，尚未明确“民营经济组织”概念。民促法首次将“民营经济组织”确立为法律概念，明确其核心为非国有国营经济形式，填补了法律定义上的空白，为规范民营经济发展奠定基础。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享有“平等对待、公平竞争、同等保护、共同发展”的平等地位，充分贯彻宪法平等原则，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活力。
为了回应民营企业的需求，民促法第14条明确规定，禁止在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当中限制或者排斥民营经济组织。此外，民营经济组织可以参与国家的科技攻关项目，尤其一定要支持那些有能力的民营经济组织，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的技术攻关任务。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民促法直面了当前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哪些现实性、关键性问题？
丘育华：在经过对全国各省市前期深入摸查调研，并经多次修订完善后，民促法备受瞩目。
这部法律着重凸显了工商联的重要作用，使其成为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平台，对确立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社会认知有着积极意义。
在市场竞争层面，民促法秉持公平竞争原则，有力打破行业壁垒与准入限制，为民营经济拓展了广阔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。同时，要求各级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汇发网，确保针对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制定的政策措施公平公正，保障民营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公平性。
在融资领域，通过多种方式支持民营经济，盘活存量资产，提升再投资能力。建立融资风险市场分化分担机制，支持银行金融机构与融资担保机构深化业务合作，以此拓宽融资渠道、降低融资成本、提高融资效率，切实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难问题，这也成为该部法律的核心亮点与关键所在。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当前，全国很多省市已出台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，地方性法规如何与新法衔接？
郭庆：民促法作为国家层面法律，为民营经济发展勾勒出“阳光、水和空气”般的基础保障框架，强调政府部门、执法部门等主体需为民营经济组织营造良好发展环境。与之相呼应，地方性法规则因地制宜，针对不同地区民营经济组织特点精准施策，二者形成相辅相成的联动格局。
民促法堪称一部“全民动员”的法律，明确要求国务院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、工商业联合会、市场监管部门、银行业金融机构、行业协会商会等多类主体，共同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支持，同时严令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等不得拖欠账款，要求律师协会参与民营经济纠纷调解，充分调动全社会资源，致力于保障民营经济公平竞争、维护合法权益、激发创新活力。
早在2020年，浙江省便出台《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》。彼时，当地民营企业家普遍呼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。实践中，民营企业常面临银行贷款歧视性对待，需提供更多抵押物才能获得贷款，且在市场准入方面遭遇“玻璃门”困境。此类地方性法规的出台，有效解决了部分实际问题。
确立平等地位构建全链条法治护航体系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民促法中涉及企业家和企业的权益保护体现出一种怎样的态度？有哪些现实针对性？
郭庆：在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进程中，民促法以系统性制度创新，打破原有民营经济权益保护条款分散于各法律法规的格局，实现从被动维权到主动保障的跨越，为民营经济发展构建起全链条法治保障体系。
《民法典》在侵权责任编里对名誉侵权的民事承担的后果进行了详细规定。民促法则将分散在各法律中的原则性、引导性支持条款系统整合，以更积极的立法姿态明确权益边界与救济途径。
此外，针对民营经济主体普遍存在资金与技术薄弱、信用依赖度高等特点，民促法强化对企业“软实力”的保护。例如，企业名誉权受损可能引发融资受阻、客户流失等连锁反应，民促法不仅完善侵权救济机制，更通过信用修复制度，允许失信企业在履行责任后快速恢复声誉，化解经营危机。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这部法律如何系统性解决民营经济长期面临的市场准入限制、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等问题？汇发网
丘育华：民促法聚焦民营经济发展痛点，围绕融资难等关键问题，通过政企协同、金融创新、司法保障等多维度举措，为民营经济注入发展动能。
例如，依托工商联系统打造“服务型”“身边的工商联”，通过举办“税商班”培训活动，强化民营企业家（含二代接班人）法治意识；建立重点企业联系点，成立专委会推动行业协同创新与合同建设，联动公检法司等部门完善协作机制，出台重点行业规则指引，提振企业发展信心。此外，通过金融创新，拓宽融资渠道与公平待遇，鼓励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开发适配民营经济的金融产品，破解融资壁垒。
在担保方式上，支持应收账款、股权、知识产权等新型担保方式缓解无足额抵押物难题，使之有更多的担保工具。
针对生产型、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可能面临的“非主观违法”现象，法律倡导司法机关采取“活封活扣”柔性执行措施，避免因单一环节问题导致企业整体经营瘫痪，兼顾法律刚性与治理温度，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容错空间与司法支撑。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对于国家科技创新政策扶持的问题，企业还需要哪些帮助？这个法律出台还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影响？
丘育华：民促法的出台，为民营经济在公平竞争、投融资、科技创新等领域筑牢制度保障，注入强劲发展动能。其中，科技创新相关条款为民营经济推动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，尤其在提升生产力方面意义深远。
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成为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路径。以广东为例，中山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及多所高校与工业领域紧密结合，具备深厚科研实力与人才储备。应充分发挥高校平台作用，承担起服务企业创新的责任。需完善人才政策，解决人才外流问题，将广州高校培养的优秀人才留在本地，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。
广州市委书记郭永航提出“二次创业”再出发，表示要“大干十二年、再造新广州”。民促法的实施恰逢其时，相较于一次创业，二次创业在资金、人才、用工、行业资源等方面具备显著优势，成功率更高。广州作为工业门类齐全的城市，制造业基础雄厚，应借助民促法东风，让更多创业者享受政策红利，鼓励民营企业积极投身二次创业。
强化监管合力从“被动应对”到“主动保障”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民促法在利用行政或者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、违规异地执法行为等方面提出了哪些刚性约束？
孔繁华：民促法以第七章“权益保护”为依托，通过规范公权力行使，为民营经济组织及参与者筑牢合法权益“防护网”。
其中，第63条明确禁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，要求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，杜绝以“办案”之名侵犯企业及企业家权益；第64条直指违规异地执法顽疾，严禁为经济利益滥用职权异地执法，并建立健全异地执法协助制度，规定执法权限争议需提请上级机关裁决，为规范异地执法行为提供明确标尺。
民促法通过“禁止”与“应当”双向发力，以刚性法律条文回应现实执法难题，为民营经济营造公平、稳定的法治环境，助力民营经济安心发展、轻装上阵。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如何更好地推进民促法的落实，避免法律执行中的“温差”？
孔繁华：依据立法法效力层级原则，民促法生效后，各地需全面排查与该法不一致的地方性法规、规章及政策文件，重点清理实践中设置的公平竞争门槛、壁垒等违法做法。通过系统性法规清理，确保下位法与上位法衔接统一，为民营经济发展扫清制度性障碍。
如需更好落地，应尽快出台配套规定。例如，针对第20条提及的差异化权利质押贷款、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、政企沟通机制等内容，需金融监管部门、地方政府等联合制定实施细则，明确操作流程与责任主体，推动政策从宏观导向转化为可执行的具体措施，实现与其他法律的协同联动。
为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合法权益，需构建高效投诉救济体系。以涉企行政检查为例，需明确企业面对多头检查、重复检查时的投诉路径，规定受理部门、处理时限及反馈机制，杜绝“态度好、落实差”的“踢皮球”现象，确保企业“投诉有门、处理有效、结果可查”，切实增强法律救济的实效性。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在遭遇侵权时，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可以采取哪些救济途径，在力度上，和以往有什么不同？
郭庆：民促法第七章“权益保护”与第八章“法律责任”，为民营经济组织遭遇侵权提供系统救济路径与责任认定依据。其中，针对近年来高发的网络名誉侵权乱象，法律以创新制度设计，着力破解民营企业维权困境。
民促法第59条明确将民营经济组织及经营者的名称权、名誉权、荣誉权、个人信息权等纳入保护范畴。针对网络侵权，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建立投诉举报机制，及时处置恶意侵权信息并上报主管部门；赋予被侵权人申请临时禁令的权利，法院可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行为，阻断舆情扩散。
民促法通过两大核心突破降低维权成本、提升侵权代价：一方面，将“投融资活动损失”纳入赔偿范畴，侵权人需对因造谣导致的贷款受阻、商业合作中断等间接损失承担责任；另一方面，推动公权力提前介入汇发网，优化司法流程，缩短维权周期，避免企业“赢了官司时已经丢了市场”的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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